院长频道赵旭东从现实的大山里刨出希

7月的海德堡，风景如画，浪漫宜人。罗马、哥特、巴洛克等文艺复兴风格的宫殿，缓缓流淌的内卡河，茂密葱翠的森林，繁星点点的葡萄园，荟萃在这座典雅古朴的老城。诞生过众多历史名人和54位诺贝尔奖得主的海德堡大学，正在这里举行她的周年校庆。

庆典活动在海德堡大学最庄严宏伟的大礼堂拉开序幕，有校长演讲，合唱团献歌，还有杰出校友的现场访谈。受访者中有德国著名的戏剧家，有曾获得德国总统十字勋章的巴勒斯坦裔德语教授，还有一名意大利的物理学家。

海德堡大学年校庆庆典在庄严宏伟的大礼堂举行

作为海德堡大学杰出校友之一，

赵旭东（图中右二）在台上接受采访

赵旭东是台上唯一的中国人，他曾是海德堡大学第一位华人心身医学领域的博士，是业界著名的「中德班」的中方创始人之一，医院开放精神科病房、实践心身医学的先驱，同济大学哲学心理学和精神医学双专业博士生导师。

日前，医脉通走进赵旭东掌舵的上海市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暨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筹），聆听他的心路历程。以下为访谈实录。

海德堡大学是现代精神医学的发祥地，也是精神科医生非常熟悉的EmilKraepelin、KarlJaspers、KurtSchneider等大牛们工作过的地方。二战以前，这里是全世界的NO.1，但也就是这个地方，曾帮着希特勒干了大坏事。对于纳粹的优生学，遗传学家、精神病学家是做了有罪的「贡献」的。精神科在这个地方走向巅峰之后，自取灭亡，致使15万精神病人殒命，闯下弥天大祸。德国的精神医学就此衰落，之后将近30年的时间蒙羞度日，几乎毫无进展。

德国的精神卫生体系有两大领域。除了精神病学还有历史悠久的心身医学。两个分支平起平坐，不分伯仲，其发展历史充满了爱恨情仇。心身医学在纳粹时期被精神病学界视作死对头，被压制甚至取缔，二战后作为「受害人」得到平反，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逐渐发达起来。

后来，德国的精神病学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励精图治，开始改革，一边自我进步，一边慢慢跟心身医学科友好合作、融合，使得患者的用药大幅度减少，大量的心理治疗开始被应用。这次我带领学生参医院旁边的精神病院，其病房已经开放了87%，7年来患者用药量减少一半，这让我非常震惊。

我是神经科医生出身，并不排斥生物精神病学，我主张的是，在生物-心理-社会的医学模式下，各种治疗方式合理搭配。目前在英语国家，心身医学仍是精神医学的下属学科，但在德国、瑞士、奥地利等德语国家，二者是平行学科，甚至有一段时间心身医学还高过精神科，在社会上非常受欢迎。

中国社会对精神科病人、对精神疾病本身的误解，已经泛化到了对精神科医生这个职业的轻视甚至是歧视。有些同道就接受了这种看法，自惭形秽抬不起头来。别人说你不行，自己就真的不行了，就跟以前搞阶级斗争一样，说你是坏人，一天到晚拿着你斗，几天你就蔫了。

所以我首先想说的就是，我们精神科医生应该自尊自爱，挺起胸膛来做我们该做的事情，让人们知道我们是非常重要的一群人。也许有人说这是自恋，但适度的自恋是有好处的。

精神科医生在医生群体里从来都不是最富裕的人，我认为这是合理的，我们付出的体力劳动没有其他很多专业那么辛苦，所以不要因为收入低就不想做。实际上我们这个工作的性价比蛮高的，精神科在西方也不是最受医学生青睐的专业，但美国近几年的几次调查均显示，精神科医生虽然收入徘徊于中三分之一与下三分之一的交界附近，职业满意度却往往是最高的前几名，职业倦怠也是最少的。

所以，这些年我所说的，我所做的，就是希望通过科学、人道的服务模式来改变我们精神科医生的面貌和处境，改变我们的命运，改善我们的生活。

赵旭东

前些年因医院，有五六年时间我什么纵向的科研项目都没申请，只是带少量的研究生做些小课题。医院筹建项目因为种种原因停下来，我就拼命地培养学生。我应该算是在同济大学招收硕士、博士研究生最多的导师之一，有点像我们传统的家族主义，「多子多福」，拼命培养接班人。

我对学生讲，精神科医生的工作非常有意思，就看你怎么做。我的学生都是自己第一志愿主动要来的，而且同济大学精神科医生硕士点、博士点从没断过线，竞争一向比较激烈，招到的学生素质都比较高。

为什么这个地方会吸引学生来，而且好几届学生都是学校里、班里最拔尖的学生？就是刚才说的，我们想办法让他们自尊、自信、自爱，我们的服务理念和服务模式吸引他们。将来他们看的同样是那些受苦受难、行为怪异甚至有危险性的人，但是换了一种情怀，换了一种角度去看待这些人。

多年来，我一直在倡导整体、整合、系统的医学观念，有非常具体的理论和操作技术，学生们也都轮流跟我上2-3个月门诊，亲眼看到这些理念和技术在病人身上实际产生的效果。中国的精神科医生像其他科医生一样，以前接触人文教育太少了，过于「实在」。这二三十年经常有人笑话我们不务正业、好高骛远、虚无缥渺，我们却要坚持虚实结合。

医学一定要有虚的东西，一定要有人文社科做支撑，我以前在其他场合讲过医学的科学性和艺术性怎样结合的问题。纯粹看精神科的硬科学属性，现在我们硬不起来，神经科学、脑科学是有一些进展，但说老实话进展不大。对于普通的临床医生，这些神经科学的进展离他们的实践比人文的东西更遥远。

但是如果他们一边学习、应用科学方面的进展，一边加强人文方面的修养，不断提高心理素质和能力，就可以很快改进自己的工作，让病人得到非常好的服务。

赵旭东与学生们在海德堡的林荫小道合影

浦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给了我们显示精神卫生服务价值的良好平台。我这些年来，得益于医院享有的特需服务价格报备制的条件，在提供良好服务的同时「以身试价」，结果医院里挂号费最贵的医生。

我的病人中，大约有三分之一是不开处方的，特别是18岁以下的儿童少年，我很少给他们吃药，除非是明确的精神病性的症状。一般的情绪问题、行为问题，我都主要做家庭治疗，有时候协调学校里的老师。大多数的孩子情况都好转，只有极少数的孩子需要开一点药。很多别人以为是多动症的孩子，到我这里都不会被诊断为多动症。

与此类似的情况还有成年人的「更年期综合征」，我很少使用这个诊断，从来没有亲自用过激素，综合的精神药物+心理治疗效果很好。我还让学生到云南研究摩梭人有没有这个综合征，结果初步验证我的假设——更年期综合征很大程度上是个被轻率使用的生物学名称，其实社会、文化、心理的因素很重要。

我的门诊，医院挂号费是元，还很不好挂，排队一般半年到一年。后来上海国际医学中心邀请我去那边出特邀专家门诊，挂号费元，一个人看50分钟，现在也要排队了。这不单纯是名声的问题，因为病人拿脚投票，拿口碑来投票。你要光会瞎吹牛，慢慢也就没人来找你了。

我希望精神科医生知道，有朝一日，政府有关政策改变、落实，他们能像这样看病，生活质量是不会成问题的，不应该再叫穷。那个时候再叫穷就是自己能力有问题了。这个苗头其实现在已经有了，前几年国家几部委有文件出来，要把市场比较成医院自主定价的自费项目，我所知道的江苏省已经开放了心理治疗自主定价。

我为什么不忌讳谈钱的问题？我厚着脸皮以身试价，除了彰显我们精神科医生的「身价」，还有个动机就是要让我下面的人都有饭吃，我如果一个号块，病人就不会愿意挂年轻医生的块，而如果我挂了，他们就会想着那个号又排不到，而且太贵，我就看他的弟子吧。

我的口号听起来很「反动」，像是沃尔玛的资本家说的话——「用20%的时间挣80%的钱，用80%的时间为普通老百姓服务」。有的人可能会争辩说，有现实困难，面对那么多病人，精致的服务我做不到。我告诉你，医院，是怎么解决足够的门诊时间和门诊量的矛盾。

▲周一、周二、周四、周六为普通限号门诊，每个医生半天（4小时）只准挂10个号，不准加号。患者挂号时提前预付10块钱的挂号费加72块钱的心理治疗费，理论上平均每个人至少可以看20-30分钟，实际上有的病人在限号门诊也是只开药，就把时间省给别的病人了。医院扶持临床心理科工作，全部治疗费给门诊医生，所以上门诊在经济上是有吸引力的。

▲星期三、星期五为开放门诊日，普通门诊不限号，一般来的都是只开药的人，一个医生一天看一百多个。所以算下来，六天门诊量没有下降，医院反而是要求我们开新的诊室。

▲特需门诊是预约制，起始价格是块钱一个号，无论是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只要有博士学位、病人需要就可以出特需。病人如果要做家庭治疗，需要90分钟，就要加付家庭治疗费元。

医院的尝试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所以，我们应当重新审视医疗的「质」和「量」的关系，要努力把蛋糕做大，医院里才把你当回事，给你增加人手，给你多的房间。现在的确有一些制度方面的限制，但是一定要为新制度的改变做好准备。现在很多精神科医生懒得跟病人说话，这是很糟糕的，到时候真要让他说专业的话的时候他就不会说了。

我原来在昆医院当院长，有人说，你当院长就把你们精神科搞的那么好。我跟他们讲，你搞错了，我是先把精神科搞好了才当的院长。如果老觉得赵旭东一开始就看特需门诊、特邀门诊，那就不对了。因为我们都是从小医生做起的，做小医生的时候就要好好的看病，不然你永远做不了大医生。

可能刚开始你婆婆妈妈的跟病人讲半天，没有马上看到疗效，也没有经济效益，但是你得做。磨刀不误砍柴工，我们都是这样磨出来的。把针磨好了，像绣花一样去给人看病。

年，我们在昆医院搞开放式病房。医院开分院，租一个旅馆，有多张床，就给了我们16张，而且在五楼，没有病区的门，窗户也没有铁栏杆，而且也不准装铁栏杆，因为人家以后还要当旅馆呢。

我们五个年轻人就开始办起来。为了多出一张床位，多出一间屋子，我们把办公室建在阳台上，里面就一张值班的床。交班接班的时候大家搬四五个板凳挤在阳台上，就像这样熬出来的，

但是马上就有回报了，就直接是经济回报。那是年诶，我们每个人每个月可以挣块钱的奖金，这是什么概念？那个时候一个月的工资才80-块钱，我们那个时候一个月的奖金可以挣差不多四五个月的工资。

病人很快就多了起来，床位有限，就得排队，排两个星期的队才能住进我们的病房。所以我们是文革以后第一次真正把重精神病都放在开放式病房里面管理。在我年回昆明之前是在华西医大精神科，华西已经有开放式的神经症病房。我们回家后，初生牛犊不怕虎，就混着收，精神病人也收，所以我们是混合的开放病房，这个模式、理念马上就把局面打开了。

我来浦东新区精神卫生中心，第一年是自带粮票，自己掏钱来搞这个地方的科学教育、人才引进，我带了三个博士来这儿工作，都是我原来的弟子，医院来到现在这个二甲，我多的钱也没有，就给他们一个人十万元的艰苦岗位津贴。重要的是要让他们看到创业的愿景，将来通过自己的努力，医院里做人家德国人四十年前搞过的精神医学模式改进、改革。

今年11月，我们将派四个医生、两个护士，配一个德语翻译，到德国，由南到北，医院及社会精神医学服务机构学习三个星期。明年就要开始做一个叫SYMPA的项目，用德文翻译是叫做「急性精神病医护中的系统式方法」，英文全称是Systemicmethodforacutepsychiatriccare，这是我们将要在封闭式精神病院里面应用的新模式。

最后我想说，如果医院里办精神科，还在用封闭式的传统的单纯生物学的模式来做，永远不会有地位。医院，反正自己跟自己玩儿，可以永远玩下去，但是他们不会知道跟别人的差别到底在哪里，「自得其乐」，但这会是真正的「乐」吗？（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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