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度华文最佳散文奖获奖作品谁
四我上初中以后，人就开始发胖。发胖的身材，加上少白头，这让一个女孩儿该有多么自卑。我这时候早已有了爱美之心。为了让自己不再那么胖，吃饭时我尽量不吃饱。我那时候特别容易胖。比方说我母亲油炸糖糕给我们吃，第二天，我的脸像吹气球一样就鼓鼓圆圆起来。现在我已经懂得，实际上，女性的胖，是内分泌失调、是肾气不足，丧失了润化和排毒功能所致。如果硬是让自己节食、少吃或不吃主食，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发胖的情况。并且，长期不怎么吃碳水化合物，结果是会引来更多的病。除了吃东西上我要少吃，在穿衣服时，我也为了让自己显得苗条些、轻盈些，于是采取少穿衣服的策略。记得有一年冬天搞野营拉练，我竟然不穿棉裤，只穿了一条夹裤。穿上棉裤，两条腿粗笨；穿夹裤，腿就不那么显臃肿了。在北郊的田野上，凛冽的风吹到身上，我冻得瑟瑟发抖，两条腿都冻麻了。后来，我两腿得很重的关节炎，稍一受风就疼得不行，都是那时落下的病根。还记得有一次，我母亲给我做了一件天蓝色加红白条纹的衬衣。我很喜欢这件新衣，五一节后上学，我就穿着这件单衣到了学校。在教室里，感到非常冷，头开始晕起来。实际上，那时北方阳历五月份，天仍然十分冷，要穿件薄毛衣才能抵御春寒。我却为了美，穿单衣，硬扛着，寒气已入侵骨髓。自然，我这样的身材，很难被选进学校组织的各种文艺演出队里边。那时候已经在提“复课闹革命”了。学生们到学校，却很少上文化课。学生们大都参加学工、学农、学军活动；在学校时参加讲用会、忆苦思甜会、英雄模范人物报告会，当然还有批斗会。除此之外，学生还要参加各种庆典活动。当时有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是：传达最新指示不过夜。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了，即使是在晚上，我们也会自觉赶往学校，连夜组织游行庆祝。而平时，市里会有各校中学生文艺汇演。能争得好名次，是每个学校都很看重的大事。我所在的开封八中，属于在文艺上很突出的学校，我们学校的舞蹈队、乐队里是人才济济。目前在国内大名鼎鼎的作曲家关侠，就曾经是我们学校乐队的提琴手。我刚入校不久，最羡慕的是学校的红绸队。红绸队都是女生，她们比我们高上两届，那些女生都是高挑个儿，腰肢款摆，人都长得漂亮。她们两手各拿一个绑着红绸的小木柄，拇指卡住，长长的红绸在鼓点声中，被她们甩出各种各式的花样，非常好看。每当大型集会游行，红绸队是走在学校最前边的队伍，那是我们学校的一个招牌方阵。多少人在驻足观赏：随着鼓点红绸舞起，红绸方阵时而像一朵朵红莲在盛开；时而像花仙子在凌虚中调皮地嬉戏；时而又像滚滚红尘中的美人在野性中窜动。红绸飘飘，映照着舞动红绸的少女的面颊。她们面带笑容，晶莹的皮肤上，透着羞涩、骄傲和陶醉。我们这些低年级的小女生，对红绸队几个出众的女生很注意，我们在私底下会议论她们。我们议论最多的是高思琴、孔笔耕和邹美美。因为她们最好看。一般来说，在学校里，低年级的女生对高年级的女生了如指掌般熟悉。高年级女生倒是不屑于操心小一拨女生的事情。我们在议论她们几个谁最好看。高思琴真好看。她肥臀细腰，双乳高挺。让我们这些略略开蒙的小女生感觉非常有吸引力。女孩子的性别发现，大都是由大过自己的同性给予启蒙的。她们成熟的身体对小女生是个刺激，小女生有时候会故意贬上她几句。其实心里边对她充满好奇，对她有着极大的探究热情和兴趣。我的情感启蒙与性启蒙来自于书本。当我可以看长篇小说时，那些所谓的禁书，里边讲男女恋爱的部分，对我格外有吸引力。比如我看《青春之歌》，对林道静、卢嘉川和江华的情爱部分，看得是脸红耳热，可禁不住会再去翻看这些细节描写。我看《林海雪原》，对23号首长少剑波和女护士白茹之间的情愫，着迷了很长时间。书中有一章是“雪夜萌情心”，写少剑波终于明白了白茹的隐曲心意，他不禁写下赞美“小白鸽”白茹的诗句。那诗句我已背诵下来：“万马军中一小丫，颜似露润月季花。体灵比鸟鸟亦笨，歌声赛琴琴声哑……”我还看《三家巷》，里边区桃与周炳等等大革命时期广州青年男女革命加爱情的桥段，我会一遍遍地看。这属于精神与情感范畴的启蒙。而我生理的性别觉醒，则来自于一本医学生理的小书。有一次，隔壁邻居李大伯搬家。他是《开封日报》印刷厂的厂长，家中有不少书籍。我到那儿去看热闹。屋子的角落里散乱中扔着一本《生理卫生知识》的书。书皮没有了。我蹲下来，十分好奇地翻看，上边有很多的插图，我看到了子宫、卵巢、阴道等女性生殖器；还看到阴茎、睾丸等男性生殖器。我有些怕羞，好像被人发现了耻辱一样，捂着脸，可又从手指缝里往书上看。看了几页以后，我赶紧把书放下，跑回屋外，心里噗噗通通直跳。我对于性的认识很晚。可能是因为身体不大强壮的原因，我很晚才来月经。在学农回家的路上，下体流血了，走一路磨着大腿根儿，疼痛且又害怕。我告诉了好朋友鸣鸣，她告诉我这是女孩子来月经了。她比我早来一两年月经，已经懂得怎么办了。她陪我到街上商店买来月经带和卫生纸。我们小时候女孩子来月经用的是月经带，要换纸、要清洗，没有像现在女生用卫生巾那么方便。我们私底下议论着高思琴。我对高思琴印象很好。上小学时她就与我同一学校，高我两届。她家就住我们财政厅东街小学对面往西的一个很漂亮的院子里。她父亲是市里的一个干部，才能住那么好的房子。她会跳舞，也是学校体操队的。我们一帮小姑娘去她家，她家房子很大，我们在那里，她教我们下软腰、劈叉，又打马车轱辘。她对我们很耐心，像个小姐姐。上了初中，她就很少和我们玩儿了。孙笔耕，则属于很高傲的那种。她不大讲话，文静，总是沉默，表情忧郁。她出生于知识分子家庭。她高个儿、长长的头发。她衣着素色，更多的时候穿着绿色军装，像个女兵。那时，穿军装，像女兵，是最时尚的女子。我们觉得红绸队的邹美美有些俗气。她家是曹门大队的。她父亲是大队书记。我们学校分片收学生，曹门外农村户口的学生也可以到我们学校读书。邹美美嘴大，人特爽朗。她身板结实挺拔，舞动红绸时特别有激情。她人好动、有社交活动能力，也有组织能力。她是红绸队的队长。红绸队之所以搞得那么出色，指导员邱岭功不可没。当时，各大中小学校都有工人宣传队进驻。毛泽东有最高指示：工人阶级应该领导一切。我们开封八中，对口来的是开封高压阀门厂的工宣队队员。这些工宣队队员大都是有些文艺细胞的人，他们担任学校各年级的负责人。我们称他们为指导员。邱岭是红绸队的指导员。他低个，瘦削，苍白的面容，戴一副近视镜。他是东北人。我们原本以为东北人都人高马大的，实际不然，个不高的挺多。他很少讲话，总是低头做事，人显得很忧郁。可他一旦弹跳着做示范动作时，很有爆发力。他抓红绸队很有一套自己的方法。排练时要求很严格，每一个动作、每一个人，都反复练习。他抓纪律，抓每个人的精神面貌。经他一手调教后的红绸队姑娘，总是昂首挺胸地走路，很显蓬勃朝气。红绸队的姑娘个个都像公主。我参加的是普通游行方阵。横排竖排各十二个人，我们拿花环。花环用细竹条卷成一个圈，上边绕缠上彩色的皱纹花纸条。一个方阵一种颜色，有红色、绿色、黄色花环队。我们练习正步走，每当有重大庆祝活动，我们会走上大街，走过鼓楼广场，右手挥舞花环，齐声高喊：“毛主席万岁!”“共产党万岁!”“提高警惕，保卫祖国!”“提高警惕，捍卫祖国!”其他四字口号，依不同庆祝内容再另加。东南亚国家的某国领导人送给了毛主席几个黄澄澄的芒果，毛主席又转送给了首都工宣队。这是对全国工人阶级最大的奖赏和鼓励。于是，我们游行到市委。市委大礼堂正中的一个玻璃匣子里，就装着一颗平放着的椭圆形小芒果。我们排着队，等候很长时间才得以观赏到。我那时候真以为芒果是很贵的仙果。后来迁徙广州，才知道芒果是东南亚及岭南地区很普通、很常见的热带水果之一。而且它易烂，不容易存放；若是吃多了，还有湿热之气。美好热烈的庆典活动，我们学校由红绸队和军乐队开路，好不威风。我们这些挥舞花环的方队，只是凑凑声势而已。年麦收开始，我们全校都要外出参加学农活动。学校红绸队、军乐队、宣传队和战备连，拉到远郊的农村，去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这些普通方阵的学生，只是到西郊外的学校教育农场劳动。我们是早上去，晚上回。不在外边过夜，没有集体生活，就觉乏味不少。那时我们很想到远一些的地方去劳动，最好打着背包在外边住上一段。少年要变成青年，就不想憋屈在固定的家居地，很想远走高飞，自由自在，那才叫畅快!红绸队的姑娘们可以去远郊，她们又让我们来了一次羡慕。麦收回来，接着是放暑假。9月份开学了。学校里被各种的传闻所笼罩。大家议论纷纷，红绸队的几个女生怀孕了，说是在前几个月的学农劳动中，她们被指导员邱岭强奸而致。果然，开学以后，再也没有见到红绸队最耀眼的女生高思琴、孙笔耕、邹美美的身影。从此，她们是再也不会来我们学校上课了。红绸队解散了，邱岭被逮捕，等待宣判。有议论说，这里边不是强奸而是自愿。话说那些摆脱家庭的姑娘收了工，吃罢晚饭。下午的时候，在地里邱指导员说晚上要找自己谈心。被谈心的姑娘心里噗通乱跳，很是激动。在一个小团体，自己的顶头上司找自己谈心，那是很荣耀的一件事。那时候时兴谈心，促膝谈心，就是在思想政治工作中，让你更进步。沉默无语的邱指导员，显得神秘，也更有迷人处。邱指导员找你谈心，让人多么激动。姑娘甚至将散落了麦屑的长发都清洗了，让它在风中自然吹干。然后，在一个约定的路口与邱指导员会合。他们边走边聊，散步一样走到村口的打麦场。邱指导员在麦秸垛那儿扒开一个缺口，将散发着麦香的秸草铺了厚厚一层，然后两人并排坐下。一开始中间是有距离的。天就要黑了，谈心似乎还没有结束。平时不擅言谈的邱指导员开始说起了对女生赞美的话。这多么让人受用啊。邱指导员向姑娘这边靠；姑娘心里紧张，可她不能躲开，躲开邱指导员会生气。那么就仍然端坐着，挺直胸脯端坐着。邱指导员抓住了已经鼓突的小乳房，姑娘一阵恐惧，然后是颤栗般的电流一样的击打，击打过后竟有一些快感。总之，却是不敢动，连拒绝也不敢。夜色寂静，偶尔从村子里传来几声的狗吠。也许是不敢，也许是风太甜，邱指导员的赞美太甜，一切都让人无可自持。老鬼一般的邱指导员向这个花骨朵侵犯。红花迸散出蹂躏的花瓣，那疼痛直袭身体内部。第二天，又一个姑娘如约前往；第三天，再一个姑娘重演上述场景的种种细节。听说邱岭共计奸污四人，有三个姑娘怀孕。另外一个侥幸躲过怀孕这场噩梦。那个没怀孕的女生是谁?大家猜测了很长时间，终是没有确定究竟是谁。后来被猜测的一个与我一同下乡，成为插友和女友，但我们从来没有正面问过她有无这件事情。红绸队解散了，好像后来大型的庆祝游行活动也少了下来。于是，学校把重点放在了文艺宣传队上面。全市隔不多久就会举办各校文艺汇演，如果能争取到好名次，这个学校就很有光彩。这和现在初高中抓升学率一样。升学率高的学校面子上很好看；那时学校文艺汇演得名次，也很是光荣和骄傲。那天下午，工宣队赵指导员到我们班挑选参加校文艺宣传队的人。围着一个半圈，叫出来一个女生，这个女生就跳一段歌颂领袖的舞蹈。这些舞任谁都会，比如跳《远飞的大雁》、《地道战》主题曲，跳《大海航行靠舵手》，还有《洗衣舞》等等。“文革”时期，这是流行于民间的、人人会跳的舞曲。我们班选上了不少，刘敏、杜鸣鸣、李利娜、廉向荣被选上，就连瘦不叽叽的、平时我们都不跟她怎么玩儿的汪迎雪也被挑上。我仍然落选了。记得我跳舞做动作时是很下劲儿的，很想把舞跳好。可我估计自己的动作一定是僵硬、机械、没有美感的。实际上，我因为肾虚，做那些腾跳转翻的舞蹈动作时，很勉强，转跳不起。当两手舒展着亮相时，我伸不直双臂。上初中以后，我显得低胖，面孔很少欢快的表情，总是老气横秋的模样，一点儿也没有少女的可爱与青葱。我多么想参加学校的文艺宣传队啊。下午上完两堂课以后，就是宣传队集中排练的时间。赵指导员来点名，入选校文艺宣传队的女生骄傲地从座位上站起来，从门口像蝴蝶一样飘走了。我低下头，感到深深的自卑。我拼命看借来的小说，让自己转移情绪。可我仍然心里难过。有时，我会去到学校大操场西边那个练功房的后边，我垫上几块砖头，站上去，从后窗去看宣传队的排练。他们正在排演舞剧《红色娘子军》“常青指路、奔向红军”的经典选段，准备参加市里的文艺汇演。许英的哥哥许强演洪常青，而吴琼花则由柳红扮演。我最喜欢看柳红演出。她面孔微黑，皮肤很有光泽。她的眼睛又黑又亮，就像吴琼花那样有一双火辣辣的大眼睛。她夏天穿白色衬衣，束在长长的军裤里。其余的时间她就穿绿军装。冬天时穿军棉袄，脖子里围一条大红围巾，真是漂亮极了。柳红是部队子弟，兄妹三人，都在我们八中读书。而她的哥哥柳大伟，则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传奇人物。她哥哥在“文革”时期是我们学校的红卫兵，是某一个造反组织的头目。学生分成两派，对立已升级为真刀真枪地干，即武斗全面展开。学校两派学生各占据一座大楼，窗口都架着枪。冷不丁从那里会飞来子弹。学生们认为自己正像当年的毛泽东那样，正在保卫红色政权，正在摧毁旧世界，建立新世界。柳大伟英勇无畏，他要把自己造反队的红旗插到学校大楼的一个制高点。他攀爬着。对立派的子弹射中了他，他当场仆地身亡。那时，学校后操场里，到处是死亡学生的坟墓。同一派的追认牺牲者为烈士。后来，这些学生坟墓迁走了。柳红和孪生姐姐柳蓝，却仍然来到了这个伤心地读书。据说是为了继承哥哥的遗志。柳红的姐姐柳蓝，皮肤白皙，像大理石一般。她瘦削、安静，举止优雅，又很和善。可惜，她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落下残疾。她右臂弯里拄着拐杖，一颠一颠地跳着往前挪。她有很好的人缘，上学和放学时，总有一帮子女生拥着她。柳蓝与柳红，这一对孪生姐妹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相貌与个性。我在窗户里看柳红挺胸昂首，踮足。然后向洪长青深深鞠了一躬，转身离去。她的动作舒展，做得彻底，我看得十分入迷。脚下咯噔了一下，砖块松动了，我趔趄地跳下来。若干年以后，在开封市文联组织的一次交谊舞会上，我见到了一个与柳红的模样很相似的女子在独舞，那奔放、自由，如火凤凰一般。这让我想起初中时的少女楷模柳红。但此女不叫柳红，她叫过可可。当年，关于舞蹈，它一方面是我伤心与自卑的回忆；另一方面，我在舞蹈的观赏中，心情开始变得无比美好与敞亮，在音乐中看那翩翩起舞的人，就在那时看到满树花开的灿烂。五如今，我回忆起来才意识到，当年可以挑选参加校文艺宣传队的女生，大都家庭条件不错。比如柳红。她是部队子弟。中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部队的食堂总有包子米粥供应。我认识的一个文友他是部队子弟。他说他们在食堂拿着大脸盆打来一家人的饭，包子馒头有得吃，白菜炖粉条也有得吃。部队的孩子，没有像我们给饿到伤身的地步。后来我接触大院的人，无论男女，他们在体能上都会比我们工农子弟要强壮些。他们不怎么怕冷，身体结实紧致，很少有过早发胖的人。他们弹跳有力，可以做一些有强度的动作，比如舞蹈和体育项目。中年以后，他们中的人，如果不是自我糟蹋、养成不良的生活习惯，一般来说都不会得大病、陡病。而那些家境过苦的人，会在贫困中积攒下病根，中年会得大病。除了像柳红这样的部队子弟，校文艺宣传队的另外几个女生，像李利娜，她父亲虽被打成右派，但仍是黄河水利系统的工程师，她母亲是独生女，外公外婆家在旧社会很有钱，供养她母亲读过大学。她母亲眼睛细长，一口糯米白牙，面孔清雅秀丽。当初，她母亲分配到同样也是黄河水利系统工作，被一个工农干部看上。她母亲执意不从，与同在一个单位的器宇轩昂的大学生，也就是她父亲相恋并结婚。年反右运动时，那个高官为了报复，硬是把她父亲打成了右派。再怎么的，她们家底还是殷实的，外婆随便变卖一件首饰就够吃几顿饱饭了。李利娜家很讲究，大红酸枝的穿衣镜、立柜和条几、大床摆放那里。我见过她吃火腿、面包，这之前我根本没有听说过。再说被选上文艺宣传队的汪迎雪吧，她父亲曾是国民党部队里的高官。她母亲是三姨太，美貌如花。但她母亲解放以后脑子出了毛病，总是摇着头，在那里自言自语。她母亲即使有神经病，仍掩不住面如敷粉、眉目如黛的美。汪迎雪本人因出身不好，显得压抑不语，后来她经常找我玩儿，我们关系渐渐变好了。她家虽败了，但吃穿用度比我们还是强多了。这些家境尚好的女生，身体没有亏损，也没有做超出体力极限的超强度劳动。她们有力气在舞蹈中旋转、腾跃。我这样说，并不是仅仅“唯物质论”。事实的确如此，小时候，如果有一定的营养，长大了身体素质就会好一些。家境好的人，如果能善待自己，长大以后，会比一般人身体强壮。但也有反面的例子，那就是，小时候因为家境好，有条件吃药打针做手术，却为日后酿成了祸端。此刻，我还想起了另外一个女同学刘米。她与我上小学时就同班。刘米爱跳舞，小学时她教我们在她家跳《远飞的大雁》。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她有一周没来上课。后来她告诉我们，医院了，把喉咙里的扁桃体割了。那时，谁能用上好药，谁能动用先进的仪器做手术，显得很先进很时尚，也很优越一样。刘米的母亲是区委的一个干部，社交能力强。刘米扁桃体总发炎，她母亲动用关系，让刘米享受到一种现代医学的成果。刘米骄傲地说：“扁桃体没用，割了它以后就不让我喉咙痛了。”我们都羡慕地点着头。刘米直到上初中、上高中乃至下乡插队，身体都还好。初中时她是校文艺宣传队的骨干。她脸上有几粒小雀斑，脸小小的，显得很生动，下乡时，她与我们同校的美男子李明恋爱后结婚。但她万万没有想到，小学时割掉扁桃体，却让她日后的生命陷入黯淡。我在古城见到她时，我们都已40多岁了。刘米已全然不是我印象中那个玲珑、伶俐的模样。她早早发胖，身材臃肿。她原来可是体态轻盈而苗条。她说她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她讲话时很吃力，有些喘。我直惊讶，以往优越感十足的美人儿怎么会成这个样子。直到现在，我弄通了身体的一些常识以后，我才能解释刘米这么早被病魔缠身的原因。小时候她扁桃体发炎，实际上是身体某部分失去平衡所致。比如，她是否受了风寒，或是吃东西燥热，或是别的什么原因。她那有文化的母亲，相信现代西方医术，认为扁桃体是人身上可有可无的器官，只要拿掉它，它就不会兴风作浪尽干坏事了。其实，扁桃体是人身上重要器官，它不是废弃无用之物，而是占据口腔以防止邪毒入侵的第一道关卡。如果把它生生割掉了，就等于把一个重要的防御系统撤走了。长年累月，一个人排毒功能失灵了，体内的毒素就会越积越多；人到中年，必使整个失调的身体发怒，自是疾病缠身了。刘米小时候扁桃体发炎，她的母亲如果有些中药学知识，帮她喝些汤水就是。这汤水，是清热解毒，还是补虚养血，又得有一个辨识与辩证。喉咙发炎，有时不一定是炎症，也有可能是体虚造成的。我认识一个姑娘，她常说自己火大，一吃热气一点儿的东西就喉咙疼、上火。于是她专拣清凉的东西吃，大白菜、冬瓜、芥蓝等寒性菜蔬吃个不停，平时是凉茶不离口。可她非但没有压住所谓体内的火气，反而更是常常口腔溃疡，脸上长满痤疮。我告诉她，不要再凉下去，而是要暖。我告诉她晚上要用热水泡脚，平时敲敲自己身上的经络，尽量不吃寒性食物，早上吃些姜。她倒是从善如流，这么做了以后，脸上痤疮少了，口腔溃疡和喉痛也鲜有发作了。她是体寒加体虚。那些所谓的上火，都是虚弱的小火苗在上边飘，底灶里已经没有什么柴火了。一直去扑压这把虚火，等这虚火熄灭了，这个人就彻底完了。借着说口腔，我再讲一个例子。我认识一个男同胞，豪爽义气，酒桌上来者不拒，人很好玩。但在热力大的酒精作用下，他牙齿总是疼。他用消炎药、抗生素止痛。他使用的药量一次比一次增大，也不见好。实际上，他是内热所致的牙疼，属火牙，哪里需用抗生素?抗生素针对细菌感染才有用。他只要好好吃几天苦瓜黄豆煲米粥，或者用咸鱼煲粥，清清内火，牙就不疼了。现在的人，吃消炎药、抗生素是太随便了。不管什么原因引起的不适，哪儿一疼，马上就服用这类药物。表面看，是一下子止住了，不疼了；但同时药物的毒素也贮存在体内，拔都拔不出来。西药属酸性，寒凉性，它会破坏身体内部的酸碱平衡。说句极端一点儿的话，如果一个人有病，在用药和不用药之间，实际上结果差不多。不用药的人，如果注意饮食、休息，辅以按摩与推拿等物理性疗法，会好过服药的人。可中国人现在是西药依赖症。有不适的地方了，马上吃药，只看眼下，不管长远；急功近利地解决暂时的不疼，不去想日后酿成的大祸。依然接着刚才的话题去说。那个牙疼的朋友，如果他总是吃抗生素消炎药之类，他再棒的身体，在药物伤害下也会垮掉。某一天，他会被诊断出得了某种难治的顽症。可他并不知道，这些病，正由于那些西药残存在身体里、血液里。白色小片的药，吃进去容易，那些毒副作用清出来太难。吃药多，血液会变脏。有一些淤结在哪儿，哪儿就得病。淤结成块，就是良性肿瘤；这肿瘤正是脏的血凝成一团，又更大一团所致。这肿瘤是体内长疮，一旦这疮化脓，就成癌症，脓流到哪里，癌症扩散到哪里。原先，只是牙疼，几顿白粥就可以改善过来的体内失衡，却是迷信吃药，懵懵懂懂，酿成后来的人生悲剧。现代人很多细节的错误，导致日后的厄运。顺着这个思路，我旁逸出这么多话题。好，我还是要言归正传，回到我青涩的初中时代。六舞蹈队姑娘的风采早已代替了红绸队。舞蹈队姑娘时兴梳两条小辫，她们跳起舞来，小辫一甩一甩，让人心里激动得不行。后来，有人传来红绸队三个怀孕女生的消息。高思琴被父母接到三门峡去了。孙笔耕回山西她的老家。而邹美美则很快嫁给了尉氏县一个县委副书记的公子。至于后来她们的命运如何，是谁都不知道了。工宣队员邱岭因强奸罪被判刑八年。我们到龙亭后边的华北体育场参加了宣判大会。那时候，参加公审大会，会后跟着卡车跑，看车里插着亡命牌的死刑犯被拉到西南城坡执行枪决，是学校组织的重要政治活动。邱岭没判死刑，在当时，属于命好。他如果不是工人阶级，判死刑是必然之事。我记得当年在我们侯家胡同南口有一个老头被判了死刑立即执行，其罪名是奸污幼女。只记得那老头瘦削，总是穿得很干净，常年一个人生活。他教院子里不识字的妇女认字，家里也有小姑娘去那儿玩。后来不知谁告发了他猥亵幼女。听说这老头原来就有历史问题，是历史反革命，属于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的那一类人，解放后自然属于被专政的对象。这一告发不当紧，他有历史问题，又被抓个现行，马上就被判死刑了。至于这事儿是真是假，谁也没有心思去追究。那年月，冤死鬼多得是。及至年我已经上高中，有一次我们去高压阀门厂参加学工劳动。在车间参观时，我在翻砂车间看到了邱岭，他正和一群工友在工休时抽烟。此时，他已经改判为监外执行，仍回本厂劳动。他仍然是瘦削，面容苍白，耷拉着脑袋。但他抽烟的样子很享受。当时我在想，这个大流氓，工人们为什么不孤立他?相反，他们之间互相递烟。吃自家带的盒饭时，还你往我碗里搛菜，我往你碗里搛菜，全然没有把他当外人。这让我十分不解。后来我才明白，工人们对自己劳作中的本阶级兄弟，全然没有清晰豁然的道德判断标准，只要他不侵犯到自己的利益。他在外头做了什么不好的事，那是一码；他在车间、在工友中只要不损害别人的利益就行。他们认为邱岭已经判刑，已经受到过法律惩罚，他改为监外执行时，仍是自己挥汗劳作时的工友。至于邱岭自己，当他在车间一角翻砂倒坯时不知想过没有，他曾经无情地掐断了那几个花季少女嫩芽般的理想与前程。他不仅要承担法律的制裁，更应该承受良心上永远的惩罚。我虚胖的初中生活仍然在继续。我敦实粗矮的身体还是被误以为了强壮。年春季开学不久，我被抽到学校的战备连。学校成立战备连，为着落实毛主席最新最高指示：“备战备荒为人民。”我之所以能够被选拔到战备连，一是看我形象上不是苗条玲珑的文艺型，而是比较憨厚朴实的工农型；再就是，能进战备连的都是表现好的学生干部。战备连，类似于基干民兵，平时多学军事知识，进行军事演习，关键时刻，比如打起仗来，也能拉上去。这是毛泽东日益感觉到潜在的国际危机，在国内暗中进行着“全民皆兵”的运动。我们学校战备连男女分成两个连，男战备连和女战备连，分头学习、分头训练。战备连要求住校，为的是一有战事随时可以集合起来拉出去，看起来挺有模有样的。男战备连住学校右边操场东南角图书馆的二楼，我们女战备连住在学校前院教学楼二楼。长方形的房间，两边一拉溜儿打着地铺，每一个人有个位置。我们军事管理，晚上吹号熄灯睡觉，早晨又吹号起床，然后晨练。我们学会打背包，学着把被子打成豆腐块儿那样整齐。白天要进行军事训练。我们手握木制长枪，担任我们教官的工宣队王师傅高喊：“一二三!”我们回应：“杀!”然而举枪猛向前方刺去。我们练步伐，也练匍匐前进。趴在操场有些细碎沙砾的地上，往前爬着前进，我的膝盖都磨破了。女战备连还会上课，学战地包扎等医学护理常识。我还能坚持，但嘴巴起泡，开始害红眼病。我没吭声。吭声有什么用?干革命就是要能吃苦。战士连死都不怕，苦怕什么?战备连的女生实际上都比我大。我是和同一年级另外班的一个女生，被补进战备连的。我记得她叫张改枝，很粗实，比我个头还矮。她面孔黝黑，剪短发。是曹门大街的一个工农子女。她跑起步来有些内八字，两条腿像小鸭子一样拐来拐去的。战备连连长叫海英，她个头中等，身体结实，一双大眼睛黑亮。五官长得很立体，眉毛浓密。她的弟弟海铁与我同一个班的。海英就是一个铁姑娘，她总是那么有朝气。她凡事做得都好，无论叠被子还是军事操练，都给我们做出榜样。她常常挥着拳头说：“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有一天下午，海英通知我们说：“今天晚上战备连全体举行军事演习。”她让我们做好准备。晚饭后我们在宿舍心情紧张地等待着。军号吹响，我们迅速换上军装，打起背包到操场集合。然后出校门，急行军到东郊外军事演习的地点。背着背包急行军，边跑边传口令。前边的人说一句口令，你要往后边传，要记得准，传得快。急行军路上，我已经感觉到体力不支。开始冒虚汗，冷风一吹，又直打颤。已是深秋，我却不敢穿厚，跑步行军要利索，可双腿却是冻得发麻。我又一次感到像上次从老家骑车往我父亲单位去的那样子，累到绝望，直觉得胸憋气促，人快要坚持不住了。可是，必须要咬牙坚持。我们穿过双龙巷、石桥口、曹门大街，过城墙，又往东北方向跑了一段，来到一片乱坟岗。这里正是我们军事演习的目的地。命令要求我们每个人选一个坟头卧倒、隐蔽。我趴在那里，心跳加快。我很害怕。白天时间，我们曾经来到过这里，那些朽蚀的棺木有的已露在土层外，旮旯的地方，随处扔着死人的头骷髅，还有大腿小腿等森森白骨。我身上一遍遍冒冷汗。凉冰冰的坟地，恐惧的心理，真不知道怎么熬过去。因为要隐蔽，很少见到别的战友。后来，信号弹闪过，我们要匍匐着前进，到一个开阔地。在列队集中时，我面颊潮红，头痛欲裂。返回当晚，便开始发烧。我仍然还在学校战备连待着，也没法对任何人讲我病了。直硬撑到后来大家都可以回家时。回到家里，我发烧，迷迷糊糊，不想吃饭，三天以后才觉得好些了。这之后，我隔些日子总会发一次高烧。七小小年纪，我的眼睛里总有那道抹不去的忧郁之光。院子里的大伯大娘都夸我懂事。是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早懂事，可贫穷环境中，我早早落下了病根。待我长大以后，我常常有脑子供氧不足时的头疼，有时会疼得眼眶几乎爆裂。在结婚生子以后，我又发现了自己患有乳腺增生的疾病。我双腿关节像个晴雨表，一遇刮风下雨双腿酸疼，早早知道天气有变。我常常心悸、胸区憋闷，气血匮乏。我是浑身有病。可外人看不出来我有多难受。我从来都不埋怨母亲，她已经很不容易了。她一个人拉扯大我们姐弟三人。父亲寄来的那几十元钱，远远不够家中开销。母亲没文化，她只用自己的血来养活我们。每每想起，我就喉头哽咽。我翻检早年的经历，不是在控诉什么。我明白，类似我这样的，还不算太艰苦。我毕竟生活在城市，那些贫穷与艰辛都还是相对的，干的苦活儿累活儿也不是很多。如果是从小生活在农村，那才叫一个苦。听师妹刘海燕讲起她姐姐。她家在兰考农村，父亲是大队干部，积极得很，只忙公家的，从来很少管家。她姐妹三人，农忙时节，母亲与大些的两个姐姐忙着队里麦子的收割。海燕说自己的大姐很懂事，年纪不大，就和母亲一道，在麦收时去地里割完一垅又一垅的麦子，常常干到天黑了，她一身大汗从地里回来。回到家里，舀一瓢凉水灌进干得冒烟的喉咙，然后又用凉水冲洗周身借以解暑。海燕说现在她大姐早已浑身是病，指哪儿哪儿疼，到医院都不知道该看哪一科才好。她大姐与我年龄相仿，早在疼痛中丧失掉生活的乐趣。贫穷就是贫穷，它像交错的狼牙咬噬着贫穷中长大的人。食物匮缺，该长个时得不到补给，更谈不上营养；干活儿太重太累，早早透支了体力：还有家人的粗心，坏心情、忙乱、烦躁，这一切对年幼的子女都是负面影响。就在我写作这篇文章时，接到了曾经听我授课的一个学员打来的电话。她叫吴琴，很好听的名字。她用嘶哑、气喘的声音向我问候。每每隔些日子，她都会发个信息打个电话，这让我感动。吴琴的经历，让我很是心酸。结识她是年，在广东省作协文学讲习所，第八期讲座开始。我讲了一课，题目为“致命的原创性”。我用“悲剧性神学”和“欲望化诗学”来区分两种原创性写作的不同旨趣。我讲的某些例子或者是拨动了在座学员的内心，引起了不少共鸣。我发现听讲者神情专注，眉头蹙紧，显然是进入了思索状态。下了课以后，学员们与我关系很亲近，那是一种同道以求的说不出的信赖。我的家在我工作的作协机关隔壁。一天晚上，有四个学员说来看我。他们说这四个是派来的代表，怕人多来了对我过多打扰。两男两女学员来到我家，我们愉快地聊着。在座的就有吴琴。她离我很近，我感觉她讲话十分吃力、常常气喘、停顿。我低声问她：“你是否患了气管炎的毛病?应该找中医治一治。”她却是十分豁然地对我说，她患过肺癌，已动了手术。我心里咯噔了一下。她还年轻啊，估计才四十岁上下吧，本该是女人的盛年，怎么会得这么严重的病?那天晚上送走了他们四人，我很长时间睡不着。吴琴说了她有那么重的病以后，我为她担忧，也为她达观、超然的爽朗性格而敬佩。表面看，吴琴不大像有病的样子。她有着东北姑娘的端庄，身材丰腴而挺拔。她外观看明眉大眼，肤色还显得有些红润。这种红润，实际上通常是肺部有病的人脸上常见的潮红。从外观上，一般人都会认为吴琴身体很好，但我从她的急促喘息虚胖里，看出她其实很虚。她能撑得住，是意志力在起作用。后来讲习所结束，学员们都回去了。再不久，吴琴给我寄来她写的一篇散文。她写的是自己的命运，她也没有回避地去谈了她患癌的实情。我从她这篇情真意切的文字里，大致知道了她的身世。她也是穷人家出身的苦命孩子啊!她在东北长大，父亲是一个普通工人。她家中兄弟姐妹多，作为长女，她从小就担负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待她长成大姑娘时，有了自己的意中人，她选的是个大学生，学外语的。可父母不同意，说有学问的男人靠不住，只有平常的人、手脚勤快的人才可以指靠。父母为她选择的是一个工人，开初这个工人非常勤快，到她家手脚不歇地做事，颇得父母欢心。吴琴违背自己心愿，顺从父母的安排，嫁给了这个工人。不是说普通工人不好。但事实是，普通的工人，那个由劳作和空虚构成日常的男人，很快就在贫困艰窘中露出本性。吴琴生了两个女儿，根本得不到男人的关爱。东北的冬天十分寒冷，她砸开冰冻的河水去洗衣服。在娘家，她从小就是这样为家人洗衣的，婚后她依旧这样。她们家吃得很差，她常常挨饿，饿到晕倒。婚后，丈夫对她非打即骂。因为那个普通工人下岗了，每天不知道要干什么，他因绝望对周围的家人施暴。吴琴在20世纪90年代初从东北到广东，在东莞打拼，直至成了一家工厂的厂长。她从小喜欢写作，阅读过很多书，对人有体恤之心，吃苦耐劳，也有远见。在南方，这些好品质可以得到首肯，并发挥作用。吴琴一直在奋斗。她在用加倍的努力为改变命运做着拼打。她常常顾不上吃饭，睡眠也压缩到最少时间。她以为凭借自己的韧性、意志力，命运可以改变。她的命运果然改变了。她成为一个镇定、有决断力和经济运作能力的女厂长。她被簇拥着，成为令人羡慕的一个出色的女人。在一个社会，穷人家的孩子，凭着超常的毅力，吃苦不说苦的精神，终于混得有了出头之日。但他们却不知道，再顽强的意志力也掌控不了已埋下隐患，露出道道裂痕的身体。意志力在人的生老病死面前，有时显得极为无能。那天晚上，我拨通了吴琴的电话，与她聊了很久。这之后，是繁冗之事缠身。然后到了岁尾。过春节时，收到了吴琴的手机问候信息。我打电话，回问她。“春节过得好吗?”吴琴沉吟片刻，答道：“不好。医院里过的。”她对我讲，前段时间她参加全国经理考试。考试很严格，要作论文，也要笔试。她赶明赶黑地完成了论文，临近春节又参加笔试。考完了，学员们坐车返回。途中，她在汽车上突然大口大口地吐血。她说吐的全是鲜血，有一小碗那么多。考试不在她居住的城市，半道上同学医院。我倒吸一口凉气，暗自嗟叹，这女人，不要命了?我在电话里对吴琴说，你怎么那么不心疼自己。你不能拿自己像个正常人看待。她说：“我就是总拿自己当正常人看待。我觉得自己已经没事了，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吧。只要我能干得动，就证明我可以撑住。傻啊，我在心里发出感慨。我说你这么年轻就得这么重的病，完全是熬煎出来的。她说，都得靠我啊!我说是得靠你，可你首先要心疼自己，才能照顾得了别人。心疼自己不是自私。她说自己每天一大早就要上班，晚上很难准时下班。有时晚上10点或11点才能回到家里。人常饿得发慌，随便找点儿什么东西吃。洗洗涮涮以后，又要挑灯自己看书，写些东西，怕自己不充实知识，会落伍。到凌晨，又要起床，上班。早餐对付着啃口馒头，或者不吃，一天又一天就这样过着。她真应了鲁迅的那句话，像老黄牛一样，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可人不是铁打的，就这么硬拼强撑，身体的内部结构失调、紊乱，几年下来，青春的旺盛期一过，会有不幸悬在自己头顶。她得了重病，如前所述。一个曾经如花似玉的女人，为了穷家、为了奋斗，为了改变命运，为了不再贫瘠的环境苦熬，她拼着自己的健康和生命在那里苦熬。她似乎成功了，可她付出的代价很大。这还不算，悲剧像小狗一样还在她身后追撵。她有两个懂事的，漂亮的，已经长成大姑娘的女儿。不幸，其中的一个女儿却被查出患了肌肉无力症。这是一个世界性的疑难杂症。医院，女儿的病情不见好转。自己当初得知患了绝症，就像晴天霹雳袭来。在煎熬中她心已砥砺成茧，她已经学会了解脱。可对于自己心爱女儿的病，她无法想得开，她是陷入了真正的绝望。有一个词语说：屋漏偏遇连阴雨。意思是，这个人越倒霉就越有倒霉的事来到。吴琴就遭遇到这样的情况。我还不是太了解吴琴家庭的实际生活环境。但仅从她个人奋斗的经历来看，她闯荡出一片天下，是付出了超乎寻常的劳动，这其中包括自己的全部时间都被占去。她能分身有术，去悉心照顾好自己的两个女儿吗?一日三餐，疼痛冷暖，都是要劳神操心的细节，她哪里还有耐心、周到的时间和精力?女儿又一次陷入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却又早得病的怪圈。能够假设说，吴琴应该放下手头奋斗中的一切，只是管好自己的两个女儿就是了。可她如果不奋斗，就得不到金钱，就没有了经济来源，一家人的吃穿用度怎么解决?事情好像就必须得这么拧着，而丝毫找不到通融的办法了吗?要么奋斗，自己和女儿疏于照顾而后得病；要么不奋斗，但没有生活保障。如此以来，自己和女儿能无病无灾很好地活着吗?如果是这么执拗地、非此即彼地想事情，那问题几乎是无法讨论的。好，让我们试着换一种思路来想事情。仍以吴琴为例子。先说她的奋斗初年，她必须是像每一个普通女工那样每天要在工厂工作12个小时。她是完全无法照顾到自己女儿的。这时她该考虑，如果一时半会儿找不到更好的工作，要在这里干下去，就得找人照顾女儿。或者让家人来帮忙。可是如果家人无法帮忙呢?她该怎么办?那么她就该辞职，打道回府?本来是天无绝人之路，可她硬要走到通不过的绝路。在绝路中她应该会想到：南下闯荡这条路是不是该走下去?在这里的所谓奋斗和成功，有什么意义?如果立即返乡，起码有家人可以帮助自己，自己也不可能找不到工作，只是工资低一些，但消费也相应少一些。一个女人做了母亲，就该从母亲的角度考虑问题。个人奋斗成功的光环，一点儿也不该扰乱自己的心性。好，再说奋斗成功了，吴琴已成为了一个工厂的领导。这时候，她更是可以自由支配时间的。她如果常常很晚下班，那是对不起自己，也对不起手下的员工。你老板不下班，别人谁敢走?你这是在盘剥别人的剩余时间和剩余劳动。这种情形多了，苦了别人，到头来自己也会遭罪。这是咎由自取。换句话说，如果自己真的是工作忙得周转不开，晚上要很晚回家，也应该把自己的孩子先安排好才是。作了部门领导，请个钟点工的余钱应该是有的吧。在自己的心目中，如果有对事业的追求，还有对家庭的责任感，就该有兼顾意识，该有对自己和家人有所珍惜的愿望，这样，忙中偷闲去喘口气，歇歇心，都不该是消极怠工，而是人的正常需求。在中国，奋斗，然后成功，成了衡量人的所谓价值的唯一尺度。奋斗成了绝对目标，成功变成无比的荣耀，在这样的集体无意识作用下，许多人的脑子里，只有成功这根弦，却遗忘了许多更重要的东西。有的人开初看似成功了，走在途中，却遭遇种种意外。这意外，当然和某种宿命有关；可是为什么成为这样子，自己有没有失误，有没有该负的责任，也该想一想啊。生活，从来都是需要追问、沉思的，这不是哲学家和文学家的专利，而是每一个生活者都应该这样去做的。你说你不必这样去做，那好，你就是一根脆弱的芦苇，任何一个风吹草动，都可以将你催折。八前些日子，我看了方方的小说《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涂自强，这个农村穷人家的子弟，通过奋斗上了大学来到城市有了工作。他似乎已经改变了自己卑微的命运。但不久他被查出身体患了绝症。这个穷孩子，任是怎样挣扎，最终都没有逃脱厄运。方方的小说，总有那种说不清道不明却又有着旷古悲情的东西。结合我正在写的这篇文字，我一直在想，涂自强们这些穷人家的孩子，奋斗过拼搏过，却为什么始终得不到幸运女神的眷顾?我先是想，是血缘和血统论在冥冥中的掌控吗?是逃脱不出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阶级规定吗?可不对呀!进入现代性社会，血统论已为机会均等所替代。如果你真的有能力有才华，现代社会可以给你提供成功的机会。也是，涂自强不是没有进入都市文明的机会，他已经开始了新生活，只是他的身体不争气。方方这么叙写，实际上是想要摆脱意识形态和政治概念化的文学叙事，带着深沉的哲学意识，即虚无的生命哲学。死亡有各种各样的形式。涂自强这个乡村中走出来的年轻人，他尽管奋斗了，可死亡的咒语仍追着他。这或者又成了一种无可挣脱的宿命?显然，在方方虚无和宿命的背后，她还想说的是，从一个低阶层向高阶层拔擢，实在是不容易。这里边，受制的东西太多。这种受制带来无可挣脱的宿命咒语。方方不得不因此常常在笔端写下那极端的结局：死亡。在方方《流动的火光》中，她写的是生存的不理想环境造就出的不理想性格，这最终导致一对年轻夫妻双方的悲剧。而《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写的仍然是不理想的环境，这种环境带给人的则是不理想的身体。不理想的环境大多和出身有关。一个人的出身是无从选择的，你恰好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在山的阴坡低坳处，早早就受到风雨苦寒的侵扰。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国有大多数人就生活在不理想的环境中，这种环境会派生出许多不好的东西，比如饥饿、肮脏、疾病，以及有些畸形的心态等等。不理想的环境，实际上已经在根部形态早就催折了一些好东西。当然，讨论“死本能”，把一切归结为宿命，用简单化的观念去概括人生相对容易些，但我们需要正视的则是“生本能”，如何让生命活下去，尽可能长久地活下去，活得有质量、有光彩，这不仅是文学家、政治家考虑的事，也是那些有了悟觉的人们，每天都要面对的大事件。我在这篇显然有些啰嗦的文字里，是想追问像我这样贫穷人家出身的人，身体所患疾病其渊源何在。对于人的命运来说，被冥冥中操控的事物很多，这操控包括遗传基因的，社会生存环境的，以及人的认知与悟性能力。尤其这最后一项，对人命运的实际影响非常关键。活着，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对自己的生存状态有意识、返观和追问特别重要。有这种生命意识，实际上已跳出本阶级的局限，已有了超越中的自由精神。这样的人，不会生活得特别无能和糟糕，也就是摆脱了某种宿命论的掌控。我总是在想，一个人，出身于穷家还是富舍，你无从选择。但关紧处在于，任何时候任何人，都要具备一些生存的觉悟和日常生活的智慧。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些公开的秘密，它隐匿着，却又敞露着。我们该怎么去寻找好东西，摒弃坏东西?这需要安静下来的平常之心，以及不追慕浮华虚荣的虔敬之心。好东西会呵护我们的身体，坏东西会糟蹋我们的身体。我们这些生命个体的好身体或坏身体，又构成了一个民族的血脉传递和历史绵延。身体属于个人，又不仅仅属于个人。因为当我们在昏聩中迷失时，个人的悲伤将衍化成民族的痼疾。（《作品》年1期、《散文选刊》年4期）北京那家医院治白癜风好北京哪里治疗白癜风效果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