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人克拉玛依作家张红军新作获高评价

克拉玛依日报讯（记者张冰）近日，我市著名作家张红军的散文集《无法说再见》入选《南方周末》——我的年书单。

《南方周末》是中国深具公信力和发行量最大的综合性新闻周报，被称为“中国新闻界的旗帜”。作为《南方周末》亮点栏目，“年度书单推荐”一直深受读者的信赖和推崇。

《无法说再见》封面。

《南方周末》年书单·非虚构类由全国15位哲学、历史、文学、经济、教育等领域专家制定，一共推荐并入选了35本中外佳作，虚构类书单尚未完结。

《无法说再见》是自传性的非虚构作品，32万字，分上下两辑。上辑：脚印；下辑：目光。重在上辑。

上辑40篇“脚印”，顺应着时间的线性走向，截取了张红军不同的人生空间。从故乡、克拉玛依托起的童真记忆，到“心灵”求索的中年沧桑、苍凉、苍劲，走过了经历的不同风雨时代，穿行了生生不息的人间尘世，相伴了大美不言的万千自然，“心灵”的脚印犹如留在地面的脚印，虽不相连，却统观呈现人生路，便知道，留下“心灵”脚印的人从哪个方向来，到哪个方向去。

下辑13篇“目光”，所及之处是震撼作者，有缘有分的人与物、境与情。“目光”是“脚印”的和声。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陈家琪在推荐词中写道：“读他的这本书，我们可以切身感受到那个时候的汉人与当地人在婚俗习惯与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的微妙关系，感受到创业中的艰辛与性压抑下的发泄。”并称该散文集是“一本拿起来就放不下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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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红军简介：

张红军，国家一级编剧。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电影文学学会会员，中国石油作家协会会员。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深造于北京鲁迅文学院。曾下乡务农，当过石油地质勘探队员、石油工人、编辑、主编、编剧等。曾出版《张红军剧作选》、《变成太阳的手鼓》、《脚踏天山》、《春满天山》、《金沙枣》、《张红军作品集》（6卷）等剧作、诗歌、歌词、散文小说选集。

剧作曾两次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十次获国家级政府奖。《垛斯》、《神农袁隆平》分别获第七届、第九届“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寻找金穗》获“中国政府奖”；《法官妈妈》、《老骆驼》、《沙漠探险队》、《野马朋友》、《如日如月如歌》、《神农袁隆平》等剧作获“中国广播剧奖”；《神农袁隆平》获首届“中国广播剧专家奖”。《张红军剧作选》获第二届“中华铁人文学奖”。《克拉玛依真美丽》获文化部“全国首届表演唱大赛歌词创作一等奖”。

另有作品多次获全国、省部级奖。组诗《勘探队员的歌》曾被收入新疆大学、伊犁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材，并应邀赴北京师范大学、新疆大学讲课。年编剧的表现石油人的电影《魔鬼城之魂》国内外发行，年在央视播放，被中国石油文联表彰为建国以来全国石油系统的优秀电影作品。编剧的电影《变成太阳的手鼓》年在全国首映；年在央视电影频道播放；作为优秀影片被交流到美国，年美国电视台播放并向全球转播。

克拉玛依日报记者张冰

年，国内外佳作瀚若星河，张红军的散文集为何能脱颖而出，其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张红军的内心世界。

记者：《南方周末》为什么会推荐这本书呢？

张红军：得知这个消息后，很意外，同时我也感到非常荣幸，因为我和《南方周末》素昧平生，散文集能入选，觉得比我获国家级的奖项都难得。后来了解到，陈教授仅用两天就看完了我的书，并将这本书推荐给了《南方周末》；经过《南方周末》严格而苛刻的筛选和审定，这本书最终入选《南方周末》——年书单。

至于为什么会被推荐，我想，推荐者是国内业界的领军人物，自然居高临下，一览众山，一目了然；而《南方周末》是我国新闻界的旗帜，公信力是叱咤风云拼出来的，当识天下风光。我的散文集是内心最宝贵的思想积淀和人生感悟，追寻的是真善美，发散的是正能量，写的是一种真实的人生，具有独特性，但更重要的是蕴含着普遍性。我想是不是这样所致。

记者：据我所知，您尝试过很多体裁的文学创作，这次为什么要写这本散文集呢？想表达什么？

张红军：年由我编剧的电影《变成太阳的手鼓》公映后，就萌生了告别剧本写作生涯的想法。我以往的作品唯独没有儿童题材，《变成太阳的手鼓》就是献给克拉玛依孩子的礼物。当然儿童题材也有世界性，这部电影也印证了；这也是献给自己花甲之年的礼物，也想作为剧本写作的谢幕演出。写了近30年的剧本，感觉深沉而广阔的内心世界未有满意的表达，我想趁着还能写作，寻找一种文学载体，给自己一个文学结束语式的交待。在机缘巧合之下，我开始了散文的写作。这是没有什么功利思想的写作，就是想写出来而已。主要写于年。

这本书是自己对自己的回望，更是另一个自己对自己的旁观。往事，在回望时会获得新的发现和价值，而旁观，会形象地看到一个既分离又统一的自己。是人都会经历生活的磨难，但不一定都经历心灵的磨难。被他人容易看到的是身上的世事沧桑，不容易被看到的是心灵的痛苦追寻。当人生陷入绝望的谷底时，仍然坚守着良知，无论处于逆境还是顺境都能活得正直，活出了尊严。

记者：散文集的创作过程中有什么难忘的故事？

张红军：现在回想起来，主要在一年之内完成这本散文，对我可谓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也是“奇迹”。

我本来的计划，是要写其他文学形式的作品，后来受到盛情难却的邀约，新鲜出炉的散文作品要每周一期为时一年，发表在一家报纸上。这就是说，我每周必须保质保量地写出一篇三四千字的文章，而且每一篇都要重新谋篇布局。让我担心并料想不到的，这一年，我的母亲、岳母、妻子相继生病住院，有一段时间，每天我至少要做五顿饭。又接待来客一个多月。又因公干腰部受伤，治疗了数日。还有其他社会上压来的种种事项。想一想吧，怎么写呢？只有白天见缝插针，晚上熬夜。一年下来，都说我瘦得变形了。但如有神助，写作状态还是轻松的，竟提前完成了任务。

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严格，每篇文章至少修改到必须发稿的前一分钟。从儿时开始，我把自己的人生捋了很多遍。最后一篇文章杀青，我有一种难以言喻的兴奋，感觉完成了对人生的一次考察和勘探。

记者：自传性的散文集很多，您觉得这本散文集的特点是什么？

张红军：要说特点，那首先就是真善美的“真”。在开写之前，我就给自己定了雷打不动的原则：做一个所写历史的客观记录者，真实地面对自己真实地面对他人真实地面对社会真实地面对时代。我不会也没有必要亵渎自己的人格亵渎心中的神圣。以客观理性的“现在的我”旁观“原来的我”，旁观他人以及自己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这种写作就像有一个无形的手在写，而不是我在写。我想，读者会从这本散文集中感悟到，这篇散文集留下的不只是我个人的一串脚印，他与人类同行；生活从来都是逆境与顺境同在，即便知道了生活的真相，也要热爱生活，相信未来。

记者：为什么要起这样一个书名？有什么深意吗？

张红军：这个书名，这五个字是我的心理状态，和散文集的内容也相契合。对于一个克拉玛依人来说，这块土地和石油共同铸造了你的命运，并是和你共命运的亲人，你会惊心动魄，发现什么叫溶入血液，化入灵魂，无法说再见。

当我们正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都转向伊斯兰教时，我向大家推荐张红军的这本既包含人生的“脚步”，也聚焦于自己的“目光”所及的散文集。张红军的父亲年到了克拉玛依，打开了那里的第一口油井；张红军是年从老家河南扶沟县一个叫董村的地方来到了克拉玛依。他比我小两三岁，在克拉玛依从小学三年级上到高一，然后就是“文化大革命”，就是下乡插队，就是招工，成了一名我们在那个时代梦寐以求的勘探队员，在两年时间（和）里走遍了新疆的山山水水。然后嘛，他就成了一名诗人，成了一位作家，成了电影《魔鬼城之魂》的编剧，成了《油城文艺》的编辑。那是年，他29岁了；编辑部就他一个人，办公费是每月五角钱。

再后来，当我在克拉玛依见到他时，他已多次获奖，是一级编剧，正在办理退休的各项手续。读他的这本书，我们可以切身感受到那个时候的汉人与当地人在婚俗习惯与生活方式等各个方面的微妙关系，感受到创业中的艰辛与性压抑下的发泄。这是一本拿起来就放不下的书。

——陈家琪（著名哲学家，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委员会主任，博士生导师，哲学系教授）

这本散文集写的是一个是时代的缩影，作者通过自身的生命体验诠释哲理人生，以写实的现实主义笔法切入，一个又一个鲜活、生动、令人熟悉的人物形象扑面而来，充分展现作者人生经验与觉悟的反思，给人以刻骨铭心的回望与思考，有创痛的磨砺更有释怀的淡定，留给读者无尽的追忆与遐想的空间。是一部浓缩人生精华的散文集作品。

——行炎（北京广播电视台著名编导、首席高级编辑，诗人，9次中宣部“全国‘五个一’工程奖”获得者）

作品欣赏

克里阳见闻（上）

张红军

我们勘探队要去克里阳公社。

克里阳公社在昆仑山。

一进山就看到了克里阳河。

这是第一次看到克里阳河。

第一眼看到它就觉得这是一世缘。

看到克里阳河是在年的夏季。

克里阳河来自昆仑山雪线处。它大气豪放，一路穿山撼岳，生命力磅礴。阳光下，还能感觉到它的热烈情怀。如果突袭来一片乌云，克里阳河就好像化作了不见首尾的巨蟒，恶狠狠地游动着，似乎一个急转弯，就会甩出劈头盖脸的风雷雨电。

枯水期的克里阳河我也见过，那时它又变成了另一个模样，变成了一个活泼顽皮的孩童，欢快地跳着蹦着，唱着清脆的童谣，无忧无虑、天真无邪、率性而来、任意而去，逍遥自在。人立高远处看它，真想举起它旋转，旋转这欢天喜地的可爱。

刚一进山，遇到当地农民搭我们的卡车。这个年代，过往车辆很少，搭上车也不容易。

进山不久，又上来一男一女的年轻人。上车的男人站到了前车厢，扶住车驾驶室后的车厢板，而女人则坐到了后车厢。

我和这个小伙子并排站在—起。

我主动和小伙子攀谈。

我问：“你叫什么名字?”

他答：“我嘛达吾提。”

我问：“你多大年龄了?”

他答：“我嘛二十五岁了。”

我开玩笑：“你是杏花开的时候还是核桃熟的时候生的?”

他犹豫了一下，不解的神态：“我嘛，我嘛，我没有问妈妈。”

我问：“你到哪里去?”

他答：“我嘛，克里阳公社。”

我问：“干什么去?赶巴扎吗?”

他摇摇头：‘我嘛不赶巴扎。我嘛离婚。”

我吃惊了：“离婚?”

他答：“离婚。”

我好奇了：“洋缸子(即老婆意)呢?”

他指了指后车厢：“那个地方。”

我看了看他指的女人。就是和他一块上车的女人，此刻脸朝着左侧坐着，长的挺漂亮，没有什么表情，只是眼光有些呆滞。我不会揣测人的心理，但离婚总不是什么快乐的事吧?这么年轻这么漂亮就要离婚，我真的不明白。

回过头来，我看到达吾提恨恨恨的目光。

我问：“达吾提，洋缸子漂亮的很嘛，离婚干啥呢?”

他答：“她嘛魔鬼。”

我吃了一惊：“魔鬼?胡说。”

他说：“她就是魔鬼。我哥哥结婚以后，一天比—天胖，现在胖胖的；我结婚以后嘛，—天比—天瘦，现在瘦瘦的。魔鬼，她，魔鬼！”

我有点好笑：“去医院检查一下，你可能有病。”

他吃惊地：“我嘛没有病。去医院花钱吗？洋缸子坏得很，一点一点把我的肉嘛拿走了。”

我看劝说无效，就说：“你的洋缸子好得很嘛，离婚以后你怎么办?”

他不屑地：“我嘛，结婚三次了，洋缸子一个比一个漂亮。我嘛要找一个哥哥那样的洋缸子，我嘛一天一天胖起来。”

这个达吾提多么愚昧，多么偏执，多么自私，对婚姻多么随便，我愤愤然起来。我没经历过婚姻，只是理论上知道一些，但像达吾提这样对待婚姻，无论从哪方面讲，都是不应该的。

我想着想着，不由自主地向那个洋缸子投去了同情而又无奈的一瞥。

我反感达吾提了。

我问：“你洋缸子愿意离婚吗?”

他答：“她不愿意不行。她天天不愿意嘛我天天打。最后她太难受，愿意啦。”

我本来想骂达吾提几句，可转念一想，骂有什么用，反而多一事，很多形成的东西是旁人改变不了的。

我沉默了，转过身，不想再搭理他。

达吾提似乎没觉察到什么。看他的表情是心安理得，觉得这一切都很自然。他见我转过身去，就主动转到我面前。

他问：“你嘛结婚没有?”。

我没理他。

他却笑起来，来了兴趣。

他又问：“不想洋缸子吗?”

我没好气地回答：“我还年轻。”

他说：“你工作了嘛，还年轻?”

我答：“工作了也年轻。”

他说：“你嘛骗人。我十几岁嘛看到女人心就痒痒呢！心痒就结婚嘛!”

我答：“你是你，我是我，不一样。”

他说：“喂江!男人不—样吗?”

我一时语塞。

我想起了我的青春期。我想起青春期萌动的性觉醒，都被当时的道德、观念、信仰、理想一块儿给压抑了。难道我这样的状况就是正常状态吗?达吾提他错了吗?

青春期到了也就可以结婚了，这合民俗；既使等到国家婚姻法的要求合法结婚，男也不过是二十岁，女十八岁。而我已经开始吃22岁的饭了，还未接触过异性，还未谈过恋爱，更不用说结婚了。我不想女人吗?

按理应该和达吾提一样想。荷尔蒙对人起的作用都一样，只是人的主观意识不一样。我的主观意识控制了自己的肉体，压制住了荷尔蒙。达吾提没有。天下穷人都是一样的。贫乏的物质生活、贫乏的文化生活、贫乏的精神生活，快乐从哪里来?性爱就是一个重要的快乐源泉。自然界中只有人可以随时把性爱当做快乐。性爱在没有避孕观念没有避孕措施的情况下，结果就是孩子多，而人丁兴旺多子多福，又是世界所有民族曾经的世俗追求。试想一下，达吾提生活在穷乡僻壤，日复一日地劳作，人生有多少乐趣呢?于是男女间的性爱从青春期开始，在婚姻的保证下，就必然是最方便最捷径最合理最合法的幸福快乐了。人的生存是由客观条件、文化遗传、习俗沿袭共同决定的。到了当代的城市，人的婚姻观生育观已大不一样了，性爱在文明的更高层次上更人性化了。

可在当时的我，还没有更深层次的思考，只是对达吾提的家庭暴力、婚姻观念、人生追求和愚昧的做法持批判态度，对妇女的现实生活状态有着同情的悸动。

我们的卡车沿着克里阳河河畔的简易公路走。

河曲路曲，路曲车曲，就这样，在和达吾提交谈中不自不觉地到了克里阳公社。

我们的卡车刚一驶上克里阳公社的小广场，就停下了。我们需要问问路，要和公社的领导接洽一下，以便利于勘探工作。

达吾提打了一声招呼，跳下车走了。

我注意了一下达吾提的洋缸子。她似乎还在麻木中呆坐着。车上几乎没人了，达吾提叫着她，她才仿佛回到现实中，慌里慌张地下了车。

看着她，我不由地生出一番怜悯。

我很无奈地望了望昆仑山叹了口气。

“喂!巴郎，巴郎子!”。传来一个浑厚的女中音。

我环顾四周，没见谁说话；队长和同事们走到一棵树下去了。

“喂!巴郎，这个地方看嘛!”

我顺着声音寻找，发现靠后车厢处有个女人；在仰脸望着我。

我跳下车。

仔细一看这个女人，她让我的心忽地从山下提到了山上；这是梦幻中的画面还是电影镜头?我用力摇了摇头，难以相信眼前的真实。

这个女人大概四十多岁的模样，一副见过世面什么都不在乎、不以为然的“江湖”神态。她的装束非同一般：红宝石耳环、金项链、金戒指；门牙也是包金的；最要命的是她的手还夹个烟卷，不时贪婪地抽上一口。

整个旧时代坏女人的形象。

尤其在这个山村里，她就像天外来客又透出浓浓的“邪味”。

我不明白，文化大革命的年代还会出现这样的人，即使是在城市也没遭遇过。

“喂!巴郎，哪个地方来的?”这个女人的问话打断了我的思绪。

“皮山。”我说的对，也不对。“

喂江!你们嘛不是皮山的。”这个女人直摇头。

“是从皮山来。不过，我们是乌鲁木齐人。”

“我嘛眼睛厉害。巴郎，我嘛便车搭一下？”

这个女人“巴郎巴郎”地称呼我，让我不习惯也不舒服。

我回应道：“我是小伙子。我还是巴郎子吗?看，我比你高嘛。”

这个妇人吐出一个大大的烟圈，笑了：“我要是有巴郎，你—样，你……”

她朝天空看了看。

几只云雀忽高忽低在飞。

“你嘛，刚刚飞的小鸟；飞嘛，一辈子长的很。”这个女人仍然是居高临下长辈—样的口吻。

也许我是受了电影的影响，那先入为主的好恶，让我想离开她。

“不要走嘛!”她和颜悦色地挡住我的路。

她从身上掏出一块非常美的玉石，递到我面前。

这是什么意思?

我有些手足无措。

她笑咪咪地说：“这是和田玉。美不美?”

和田玉当然美；我听说的多，见到的少。

她又和善地说：“我们交个朋友嘛，年龄不一样的朋友。”

真是神经病。

她忽然神秘兮兮地说：“我嘛和田玉多，大城市嘛喜欢和田玉的人多；我嘛把和田玉小小的钱卖给你，你嘛在乌鲁木齐大大钱卖。”

这种人简直不可理喻，一身的铜臭。

我想你是谁，和我说这种事简直是开国际玩笑嘛!

“我是勘探队员，不是做买卖的。”

我硬梆梆地回答她。

其实我连一句话都不愿讲。不屑—顾嘛!但她是女人。

“钱不好吗?”

面对这种女人，我—时不知如何回答。

“你这个地方来，离开妈妈，不是挣钱吗?”

我被说愣住了。我是挣工资，而工资也不多，但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我能向她解释金钱的本质意义吗?我能跟她说清资本主义是怎么回事吗?我能和她谈论关于无产阶级关于理想关于共产主义吗?但我显然又没有恰当的语言回答她。此刻，我感觉自己无法也无力应对她的俗不可耐、臭不可闻。

我自觉很尴尬。

想跑开甩掉她；但却迈不动腿，觉得这样离开像是打了败仗。

突然，这个女人哭了。

莫名其妙。

这个女人转化的太突然了。

“我嘛……我嘛我有巴郎子多好；克孜(维语‘女孩’意)也没有。喂江……”

我仿佛瞬间被软化了。

这是一个多么奇特的女人，一个罕见的女人。

我忽然产生了了解她的愿望。

“你没结婚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那时说结婚这样的字眼还不好意思，尤其是对一个女人。

“我嘛?我这样漂亮，还没有男人要吗?我嘛23次婚结了。”

又吓我一跳。

“你是这里人吗？”我感觉自己在云里雾里。

“我嘛15岁以前是这里人。15岁的时候嘛，‘一个喀什老老的男人来了，说我嘛花一样，给我们家钱，就把我拿走了。到喀什以后，我嘛发现他嘛外面还有不结婚的花：他嘛见我肚子和原来一个样，没有变化，就打。我太害怕，就跑了。后来嘛我知道了我嘛在山里面是漂亮的花，在喀什嘛也是漂亮的花。喜欢我的男人太多啦。我嘛好的男人要，不好的男人嘛不要。”

“那……那你结婚也太多了。”我鼓足勇气，打破自己的不好意思说道。‘

“男人不好我不跑吗?我漂亮，男人嘛抢呢!”

这样的女人，给了我极大的震撼。但无论如何我不承认她属于“真善美”一类。她无论如何一定会被中国的革命潮流所抛弃，她无论如何不能算—个好人，一个好女人。

现在看来，从“人”的意义上讲，她非常了不起。在世俗生活里，她充满生命力，张扬着个性，她甚至有着鲜明、独特、强烈的审美意义和价值。不管命运把她抛到哪里，她都能活得很自我；对自由、快乐、幸福本能而自然的追求和追求的能力，让她成为社会潮流的另类，成为传统道德文化的叛逆。仅就她“抽烟”这个符号来讲，其活人的潇洒、不同凡响，是我这个只懂点空头理论，而实践却很苍白的人所望尘莫及的。

当时，面对这个毫无顾忌地向我倾诉的中年女人，我感到唯一能做的是告诉她，我们的车短时间内不会出山。

她有些失望。

但她很快又大度地笑了，说：“关系嘛没有；我嘛再找别人的。”

她挥挥手，走了。

走了几步，她突然回首看着我。

我看到了她母亲般的眼神。

她凝视了我一会，有点伤感地说道：“你嘛，我的巴郎子—样。……我心里有呢。”

她又招了招手，走了。

我的心忽地袭上一股酸楚，怔怔地站在那，目送着她渐行渐远的身影。

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该是一副何等的傻样啊!

年07月25日

克里阳见闻（下）

张红军

“张红军！张红军！过来。”

是同事召唤我。

我从刚才的状态中醒豁，快步而去。

我发现队长和同事面前也有一个特别的人。

这个人是位硬朗的汉族老人：满面红光，头发乌黑，气宇轩昂。他见队长显然长我们一辈，便微笑着主动和队长搭话。

他说：“请问你们是干什么工作的？从哪里来？”

队长说：“我们是勘探石油的，从乌鲁木齐来。”

他说：“我是汉族，是东北人，年轻时从东北去了苏联，见过列宁。”

我们听了这个老人传奇般的叙说，就来了兴趣。一位同事还热情地向他介绍队长：“这是我们的队长，在苏联留过学。”

这个老人听了以后，马上流利地讲起了俄语。

奇怪的是队长却不用俄语应答，一直用汉语说话。

老人不解地望着队长，刹住了话头。

队长也不再言语。

空气霎时僵住了。

突然，我明白了：队长不讲俄语，是政治上的原因，在那个时代，他害怕讲俄语出什么麻烦，别到时候弄个什么里通苏修或者扣上什么苏修培养的特务之类的帽子，尽管这是在昆仑山区，他的政治戒备心理一点都没放松。这让我不屑。就他这么个胆小如鼠的样，能干成什么大事？也许我没有队长的人生经历，没有他的感受和经验，没有他触及灵魂的革命，不能更深刻地理解他，但此刻就是恶心。

我说：“老人家，你讲一讲你的经历，挺有意思。”

老人听了我的话改用汉语道：“苏联卫国战争胜利后，我太想中国了，太想家了，像我这样有一批人，经斯大林同意，从新疆边境进入了中国。唉——！”老人重重地叹了口气，“没想到进入新疆后，盛世才变脸，把我们押送到昆仑山挖金矿，做苦力，从此就留下来，直到现在。”

有同事问：“解放后，您没回老家吗？”

老人答：“回了。老家没有亲人了，谁也不认识你，只好又回到这里。我得有一个安身的地方啊！”

老人显然很伤感，眼睛里流出了泪花。

老人又说：“我在这里也挺好。我懂中医，会针炙；这里的人有病了都找我，他们都很感谢我尊重我，把我当做神了。来，给你们介绍一下——”

老人说着向四周看了看，喊了几声一个维族女性的名字。

应声而来一个中年妇女，健康而美丽。

老人介绍说：“这是我的老婆；他崇拜我，嫁给我了。”

我们全惊愕不已。

真是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老人的妻子有点羞涩，脸更红了，看了我们一眼便侧过脸去。

两人的年龄相差很大，但看上去挺和谐。

老人用流畅的维语和妻子说了几句。

我们都听不懂。

老人讲罢，他的妻子弯腰抚胸含首向我们施礼，然后轻快地飘然而去。

老人热情地邀请我们去他家做客。

队长当即谢绝了。

老人很失望。

队长要我们离去。

他是想让我们和他一起尽快地摆脱老人。

我很想留下来听老人的故事，可是不能单独留下来，只好紧握住老人的手和他道别。我至今都后悔没有留下老人的通讯地址。那时我一心搞地质，没有写作的意识。

队长进公社大院找当地领导去了。

我和同事们留在了院外。

这时，我发现从院门排出了两个长队，在院外的小广场上延伸。

这是干什么？这么长的队？公社大院都装不下？

仔细看这两个长队，每个队都是一对对男女，青年人居多。再仔细看，发现一个队男女的脸庞都洋溢着幸福、甜蜜、快乐的感觉，另一个队则是男女的脸庞布满阴云，透出沉郁、伤感的神情。一问才知道，这两个队一个全是要结婚的，一个全是要离婚的。因为每周只办一次证，所以汇集的人就多。可是就一个公社嘛，能有多少人口呢？据我所知，一个山区公社的人口并不多，落实到青年男女就更少了，但如此多的结婚离婚男女，叫我吃惊叫我疑惑。一打听，方知这一地区结婚离婚的现象普遍、频率高，成为一种不足为奇的自然状态。我想这怎么和当今西方世界的婚姻状况相像呢？资本主义文明发展到今日，风行性解放，而性解放被我们民间曲传为性自由，同时作为婚姻的结合和解体也很随便，结了离了离了结了成为一种常态。可是克里阳这一地区在解放前是封建社会，封建社会中多妻制是富人和显贵人物的特权，老百姓都是过着一夫一妻的生活，这种婚姻的状态与汉族类似。但不同的是因了文化的不同，这里解放前男人休妻比较随意和普遍，是一个社会普遍的现象。新中国实行一夫一妻制，是国家先从法律上保障女性的权力。但这只是一种婚姻形式和状态，实际上构成一夫一妻制婚姻的原因是多样的。虽然经济仍是婚姻一种根本的基础，然而在民间，经济的差异是相对的，传统文化也是世人共同有意识无意识遵守的道德力量。结婚离婚都合法，一个人一生结多少次婚离多少次婚也都合法，不管其结离婚的原因合不合情理合不合道德，但起码给真正因性爱而结婚的男女一种社会的宽容一种法律的保护，而且从社会的宏观角度看，这里结离婚形成的是一种快速的良性循环。可是在我从小长大、生活的现代化工业城市的汉族人群中，你要是谈的恋爱对象次数多了，领导会及时找你谈话并施以严厉的批评，你若不改正还会受到政治上的处罚，同时你在人群中的道德形象也会变为负面。如果你结婚离婚多了，那更会受到领导和组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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